努力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發(fā)揮為黨和國家決策服務的思想庫作用
——慶祝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
王偉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學部主席團主席）
摘要：在黨中央歷代領導集體的直接關懷和支持下，建院40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緊緊圍繞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研究我國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主攻方向，推出一大批重要學術成果，努力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陣地，發(fā)揮為黨和國家決策服務的思想庫作用，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繁榮發(fā)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作出了重要貢獻。40年發(fā)展歷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形成了辦好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總體思路”：“一個戰(zhàn)略目標”、“三條基本經驗”、“五個三”工作總思路、“八個堅定不移”重要遵循。站在新的起點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以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和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賀信精神為根本遵循，銳意進取、開拓創(chuàng)新，立時代潮頭、通古今變化、發(fā)思想先聲，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關鍵詞：中國社會科學院 40周年 哲學社會科學 總體思路 戰(zhàn)略任務
中國經濟改革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性難題的突破
作者劉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摘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二者如何實現有效結合，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性難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的傳統(tǒng)理解，否認二者統(tǒng)一的可能性。中東歐經濟轉軌國家關于二者結合的實踐及理論探索，均以放棄公有制而告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實踐的根本特征，在于堅持二者的有機統(tǒng)一，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同時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公有制 市場機制 混合所有制
馬克思主義歷史進步思想的基礎命題和原則立場
成林（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摘要：歷史進步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具有內在必然性的思想。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對歷史進步思想的否定，實則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否定，從而也是對包括科學社會主義在內的全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否定。因而，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進步思想,必須回應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在歷史規(guī)律、歷史決定論和歷史目的論等三個基礎性命題上對馬克思主義的諸多指責，以澄清問題并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有規(guī)律的，這種歷史規(guī)律本質上也就是歷史不斷進步的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是可以被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加以把握和認知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進步是被歷史規(guī)律決定了的進步，馬克思主義歷史進步思想就是一種歷史決定論。但這種歷史決定論不是某種單一的或機械的決定論（無論唯經濟決定論抑或唯生產力決定論），而是既考量必然性和客觀性、也考量偶然性和主觀能動性；既強調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也強調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巨大反作用等的辯證決定論和系統(tǒng)決定論。馬克思主義歷史進步思想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歷史目的論，盡管它確實也在“現實的人及其有目的的活動”這一語義上談論“歷史目的”。馬克思主義歷史進步思想認為，正是現實的人及其合乎規(guī)律性與目的性的歷史活動，最終才推動了歷史的進步。
關鍵詞：歷史進步思想 歷史規(guī)律 歷史決定論 歷史目的論
公共衛(wèi)生支出增長的收入再分配效應
李永友（浙江財經大學地方財政研究院教授）
摘要：2009年“新醫(yī)改”之后，中國公共衛(wèi)生支出明顯增長，由此帶來醫(yī)療服務供給的大幅度擴張。利用補償變化法和2010—2014年CFPS入戶調查數據，基于門診服務擴張的研究發(fā)現，公共衛(wèi)生支出增長的邊際受益更多流向了低收入群體，但由于同時診療費不斷上升，低收入群體承擔了較高的醫(yī)療服務成本。未來政府應在繼續(xù)增加投入、擴大醫(yī)療服務供給的同時，改變醫(yī)療服務財政補助的結構，提高門診服務使用的財政補助，降低低收入群體的醫(yī)療服務使用成本，使解決低收入群體“看病貴”問題進一步落到實處。
關鍵詞：邊際受益歸宿 需求彈性 補償變化
當代情感體制的社會學探析
成伯清（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摘要：情感體制是指一定時期在一定社會領域中圍繞一套規(guī)范情感及其表達而展開的話語和實踐。情感體制的視角可以為我們揭示個人感受與社會結構之間交互作用的機制提供一種分析思路。伴隨當代社會在三個關鍵領域發(fā)生的變遷，情感體制也相應呈現三種類型，即工作領域的整飾體制、消費領域的體驗體制以及交往領域的表演體制。三種體制之間既有張力也有交叉重疊，由此而衍生出各種復雜情形。同時，在諸種情感體制中也潛含著共同的趨向并由此導致共通性的情感現象�；谇楦畜w制的分析和診斷，為理解和解決當代情感問題提供了社會學的思路。
關鍵詞：情感體制 整飾 體驗 表演
農地三權分置的法實現
蔡立東（吉林大學法學院、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教授，國家司法文明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專職研究人員，“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姜楠（吉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農地三權分置是中國特色現代農地制度的核心，是我國農地權利制度改革的既定選擇，旨在實現農地規(guī)�；洜I，破解農地融資困境，提高農業(yè)生產效率。農地三權分置政策向可運作的法律實現機制轉化，應當以堅持農地集體所有權為前提，以穩(wěn)定農地既有法權關系為基礎，以農地權利財產化為指向。中央農地政策上的農戶承包權即為現行法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包括派生出土地經營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依據權利行使的用益物權發(fā)生邏輯，土地經營權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行使其權利而設定的次級用益物權，承包權與經營權的法構造為“用益物權—次級用益物權”。在解釋論層面，囿于物權法定原則，土地經營權原本并非物權，但其設定一經登記，即獲得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并受侵權責任法保護。在立法論層面，未來我國“民法典物權編”應當將土地經營權上升為法定的用益物權，進而實現土地經營權的法定化。
關鍵詞：農地三權分置 土地承包經營權 農戶承包權 土地經營權
大國司法理念與中國國際民事訴訟制度的發(fā)展
何其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摘要：中國國際民事訴訟的發(fā)展應當回應對外改革開放的發(fā)展變化。作為經濟大國，中國需要借助國際民事訴訟制度在全球范圍內保護利益；作為法治大國，中國需要提升司法服務水平，增強本國司法制度在全球爭議解決市場的吸引力�？紤]到司法制度是一國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權衡因素，國際民事訴訟制度的全球競爭力應當成為中國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標之一。為提升、完善國際民事訴訟制度，中國應強調大國司法理念，重視大國司法制度的競爭性、服務性和斗爭中的合作性特征，并著重于以下改革：一是規(guī)定專門的國際民事管轄權制度，增加競爭性管轄權事項；二是增強中國國際民事訴訟的專業(yè)化服務能力，突出當事人權利保護的便利，在商事領域注重審判機構的專業(yè)化；三是加強國際司法合作，推進中國判決的全球化流動。
關鍵詞：大國司法理念 國際民事訴訟 全球競爭力 判決的承認和執(zhí)行
“文學作品意義之源”筆談
文學作品意義之源——20世紀西方文論史視角 托馬斯·帕威爾
略論文學作品的意義生成——一個詮釋學視角的考察 朱立元
復雜性：關于一個古典美學概念的評論 海因茨·徳呂格
文學作品意義的關系屬性 高楠
編者按：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以“作者的死亡”、“讀者的誕生”等命題摧毀了作者對作品意義的壟斷地位，并以讀者身份宣稱自己才是文學作品及其意義的建構者。這一傾向越來越受到學界的質疑和批評，正如張江教授所言，文本、作者總是不經意地表現在語言、風格、文本結構以及“看不見”的籌劃中，承認作者、作者意圖的在場性是正確、恰當理解和闡釋文本、探尋文學作品意義之源的基本前提。為推動這一討論，我們組織了這組筆談文章，對“文學作品意義之源”展開探討。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托馬斯·帕威爾（Thomas Pavel）認為，在歷史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的文論思潮變遷中存在一種趨勢，即強調文學與現實的關聯，依據當前政治解釋經典與當代文學作品，現實固然重要，但其中隱含的“功利性”會導致規(guī)范文學意義探尋標準、文本主旨與作者原本意圖的弱化；作品意義存在三種經驗之源，文學作品本身的內容更需要得到充分而全新的關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認為，文學作品意義的探尋需要以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為代表的“一般方法論詮釋學”、海德格爾與伽達默爾為代表的存在論詮釋學為其理論資源；他認同張江教授對貝蒂的分析：貝蒂“方法論詮釋學”既避免歷史客觀主義的天真，也避免主觀主義，能恰當詮釋文學作品的意義是在作者、作品文本和讀者三要素動態(tài)流程中不斷生成的。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歌德學院教授海因茨·德呂格（Heinz Drügh）認為，闡釋主體要直面文學文本，再現心理、美學、文本細節(jié)中體現的豐富性和微妙性，并有意識地、程序性地離開主流的理解方式；要張揚自主性審美，就要遠離文化產業(yè)的娛樂旨趣，領悟存在之艱辛，發(fā)掘新的、能反映社會狀況的美學形式。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高楠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在于作品與接受者的關系，意義在接受中生成知覺表象、共相一般、歷史延續(xù)等多重形態(tài)。
《烏托邦》在中國的百年傳播——關于翻譯史及其版本的學術考察
高放（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摘要：1516年12月下旬出版的托馬斯·莫爾著《烏托邦》，是近代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開山之作，《烏托邦》問世與世界社會主義的發(fā)展迄今已經有500年光輝歷程。《烏托邦》從1903—1934年在我國書刊中初步傳播，到1935年劉麟生的第一個中譯本出版，1956年戴鎦齡的第二個中譯本問世（1982年修訂再版），1998年以來中國大陸地區(qū)已陸續(xù)推出13個中譯本，臺灣地區(qū)也出版了4個新譯本。我國早期書刊和上述中譯本的出版，對《烏托邦》關于社會主義理想的傳播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啟蒙和鼓舞了中國人民為實現美好的社會主義理想而奮斗。百年來，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廣泛而深入的傳播，幾乎與烏托邦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譯介同步。正是基于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空想，又繼承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理想，更超越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理論論證和實踐方案，實現了社會主義從烏托邦式的空想到歷史實踐中的科學的轉變，推動中國革命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進程中最終走向了成功，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的歷史性展開，致力于實現21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科學行動指南。
關鍵詞：空想社會主義 莫爾 《烏托邦》 馬克思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