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主義政黨政治……王韶興
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主義……韓水法
西方解釋學的第三次轉向——從哈貝馬斯到利科……何衛(wèi)平
提高企業(yè)技術應用效率加強人力資本建設……李靜 劉霞輝 楠玉
財政收入績效評價:兌現減稅降費政策目標的價值工具……鄭方輝 費睿
多邊貿易、市場規(guī)則與技術標準定價……馬一德
個人信息民法保護的模式選擇……王成
社會建設視角下社會組織的情境合法性……鄧燕華
中國詩教傳統(tǒng)的現代轉化及其當代傳承……方長安
紳董與晚清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歷史變動……王先明
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主義政黨政治
內容摘要：現代化催生政黨政治，政黨政治主導現代化。政黨政治與現代化的共生與互動，是近代以來人類文明演進的大邏輯。中國現代化的客觀性內蘊政黨政治的歷史必然性，其民族性與時代性則賦予中國政黨政治成長的社會主義規(guī)定性及其不可逆轉的發(fā)展趨勢。百年以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主題牽引下，中國社會主義政黨政治在中國革命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國家建構的宏闊實踐中，以鮮明的“根本性的價值定位”、“前提性的理論引導”、“主導性的制度支撐”、“目的性的價值牽引”以及“關鍵性的政治保障”，將自身價值與中國現代化融為一體并發(fā)揮統(tǒng)領性的主導作用，以最深層次的價值追求、最獨特的實踐特征和最顯著的文明貢獻，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fā)展進程，贏得了中國社會奮力走向現代化的歷史性巨變，進而深度影響了世界格局的時代性變遷。這既是社會主義政黨政治與中國現代化互動的經驗集成與理論創(chuàng)造的核心標識，也是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世界強大政黨、從而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支撐和價值引導。
關鍵詞：中國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政黨政治；治黨治國
作者：王韶興，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濟南；250100）。
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主義
內容摘要：人工智能和基因編輯等科學和技術在當代社會的迅猛發(fā)展并日益深入地普及到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不僅對人類理智能力及其獨尊地位造成了巨大的挑戰(zhàn)，而且亦導致了人的性質的變化。流行的意見面對人工智能持續(xù)提升的緊迫壓力和人的性質變化的沖擊，采取了分裂的和矛盾的立場，既否定人的變化的必然性，又對人工智能的可能前景束手無策而懷悲觀失敗的心態(tài)。這種挑戰(zhàn)和現象迫使人們重新思考關涉人的哲學基本問題，亦再度激發(fā)人文主義的核心關切。今天的人文主義強調人類在認識、發(fā)明和制造人工智能和其他技術并不斷促進它們升級的同時，也持續(xù)地增進和提升了自己的理智能力。從現在起，人類必定要有意識地見證和促進自身的進化。此種發(fā)展和進化在今天業(yè)經呈現出文化的與物理的統(tǒng)一趨勢，這正是人們應對充滿各種挑戰(zhàn)的人類前景而堅持積極觀點的根據所在。
關鍵詞：人工智能；人文主義；人的性質；進化
作者：韓水法，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100871）。
西方解釋學的第三次轉向——從哈貝馬斯到利科
內容摘要：利科曾談到過西方解釋學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性質的兩次轉向：從局部解釋學到一般解釋學，從方法論解釋學到存在論解釋學。而筆者認為解釋學正在發(fā)生第三次轉向，那就是存在論與認識論、方法論相結合的解釋學，其代表就是哈貝馬斯和利科。哈貝馬斯是這一轉向的開始，而利科則作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梢哉f它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回到狄爾泰，這在當今具有廣闊而又深刻的意義。
關鍵詞：解釋學；第三次轉向；哈貝馬斯；利科
作者：何衛(wèi)平，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武漢；430074）。
提高企業(yè)技術應用效率加強人力資本建設
內容摘要：探討經濟高質量發(fā)展創(chuàng)新驅動的微觀基礎，構建企業(yè)技術進步的增長模型，以人力資本配置為切入點，刻畫企業(yè)研發(fā)投入與技術應用效率的均衡選擇，以及由其決定的最優(yōu)增長路徑。結果發(fā)現，提高企業(yè)技術應用效率可以推動人力資本有效配置，且是選擇最優(yōu)增長路徑的重要條件。其成功的實施需要政府在宏觀結構上，積極推動培育和積累人力資本的科教文衛(wèi)體等現代服務業(yè)的有效供給，實現先進制造業(yè)和現代服務業(yè)的深度融合，從而形成經濟高質量發(fā)展人力資源優(yōu)化配置的新增長點和新動能。
關鍵詞：高質量發(fā)展；創(chuàng)新驅動；人力資本錯配；技術應用效率
作者：李靜，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合肥；230601）；劉霞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836）；楠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100836）。
財政收入績效評價:兌現減稅降費政策目標的價值工具
內容摘要：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稅負是量化政府執(zhí)政為民的坐標。推行減稅降費的積極財政政策,客觀上要求審視政策邏輯、評價政策績效、驅動政策落地。由于財政軟約束是推高宏觀稅負的主因，落實全面預算績效管理的戰(zhàn)略部署，財政收入績效評價融合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為遏制政府收入最大化的理性與任性、重構國家治理關系，提供了制約機制與標準體系。在這一體系中，稅費成本反照結果導向，稅負痛感凸現滿意度導向，成為重要的評價維度及關鍵指標。理論與經驗表明，避免“諾思悖論”、激發(fā)民間活力、倒逼體制改革，財政收入績效評價作為財政決策的糾錯糾偏機制和稅負水平的度量方法,能有效遏制稅負攀升、降低稅費成本和稅負痛感、提升公共財政公信力和執(zhí)行力。
關鍵詞:財政收入；政府績效評價；減稅降費；稅負痛感；預算績效管理
作者：鄭方輝，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府績效評價中心)、法學院教授(廣州；510640)；費睿，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廣州；510640)。
多邊貿易、市場規(guī)則與技術標準定價
內容摘要：技術交互利用催生技術標準，技術標準許可貿易是全球多邊貿易的重要內容。單邊技術標準定價規(guī)則引發(fā)大量訴訟，使得以技術為生的市場主體疲于應對，無暇升級自身經濟結構。技術標準的推行需要公平、合理、無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作為技術標準的法律形態(tài)，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定價規(guī)則是多邊技術貿易規(guī)則體系的核心內容�，F有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定價規(guī)則表明，不同國家基于各自利益，在多邊貿易體制外主動或被動制定單邊規(guī)則，致使技術標準定價規(guī)則碎片化。以市場因素整合技術定價規(guī)則，重塑多邊貿易體制的職能，實現多邊貿易規(guī)則體系的現代化，增強多邊貿易體制對全球價值鏈的適應性，是解決技術標準定價規(guī)則沖突的可行方案。倡導建立以市場為標準必要專利定價規(guī)則，使不同層級發(fā)展水平的國家能夠在多邊貿易體制下共享技術革命成果，以此推動全球均衡、包容、普惠發(fā)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關鍵詞：多邊貿易；知識產權；技術標準；標準必要專利；市場定價
作者：馬一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文瀾特聘教授（武漢；430073）。
個人信息民法保護的模式選擇
內容摘要：現代科技帶給人們安全和便利的同時，已經成為一種獨立于人類的異化力量�，F代科技與人類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是個人信息保護問題討論的宏觀背景。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重公法、輕私法，缺乏民事基本法的規(guī)則支撐。在法律體系中，民法是保護人之主體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基礎規(guī)范，能夠為個人信息保護提供體系支持。相應的立法設計應當區(qū)分個人信息與數據的保護，確立信息主體對個人信息的自主控制，補強利益關系中最弱的一方。在個人信息民法保護的模式選擇中，間接保護模式和法益保護模式都存在缺陷。權利保護模式更適合中國的立法及司法現實。個人信息權可以嵌入到既有人格權規(guī)范體系中，實現法律體系的內在和諧。民法典人格權編應當采取權利保護模式。
關鍵詞：個人信息權；科技異化；保護模式；民法典
作者：王成，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100871）。
社會建設視角下社會組織的情境合法性
內容摘要：社會組織可在社會建設過程中切實發(fā)揮作用，而實際效果如何取決于情境性因素。通過討論社會組織和社區(qū)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提出情境合法性這一概念，并以此為中心探究當前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的一些特征。所謂情境合法性，是指享有總體合法性的社會組織在開展具體的項目時需要獲取來自服務對象和基層精英的認可與支持。享有較高聲譽的社會組織，往往比較容易獲得項目支持，并與社區(qū)權力精英建立合作關系，甚至取得初步的績效成果。但是，組織聲譽并不一定有利于情境合法性的維系。高度的組織聲譽一方面有可能提高服務對象的預期，約束組織的策略選擇，使其績效表現難以滿足服務對象，進而失去他們的認可與支持；另一方面，高度的聲譽使社會組織在項目開展過程中擁有相當的自主性和議價能力，但當這些優(yōu)勢發(fā)揮到超過社區(qū)權力精英能夠容忍的程度時，權力關系將會惡化，社會組織的情境合法性逐漸流失。失去服務對象和社區(qū)權力精英的認可與支持，社會組織的項目無法持續(xù)，相應的社會建設也就難以推進。
關鍵詞：情境合法性；組織聲譽；績效表現；社區(qū)關系
作者：鄧燕華，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南京；210023）。
中國詩教傳統(tǒng)的現代轉化及其當代傳承
內容摘要：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始，“詩教”作為儒教傳統(tǒng)失去了昔日的正統(tǒng)位置，在意識形態(tài)和話語系統(tǒng)中隱身。但它并沒有消失，現代詩人傳承了其政治倫理情懷和精神，以新文化啟蒙和社會革命動員為訴求，解構《詩經》的經學本質，使古代詩教失去賴以進行的底本，為新文化啟蒙和新詩出場清理場地，從而建構具有現代詩教特點的詩學體系。然而，在反傳統(tǒng)語境中，現代詩教只能以現代文化啟蒙、社會革命動員這種間接身份參與新詩建構，致使現代詩人未能處理好民族傳統(tǒng)與西方詩歌經驗、新詩創(chuàng)作與民族歷史書寫等關系，壓縮了現代新詩參與人格培養(yǎng)和文化建設的空間。今天，我們應站在民族文化自信的立場，重新研究詩教傳統(tǒng)，發(fā)掘其精髓，闡釋其價值，處理好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以歷史擔當意識探索并建構當代的詩教文化。
關鍵詞：詩教傳統(tǒng)；現代轉化；新詩建構；當代詩教文化
作者：方長安，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武漢；430072）。
紳董與晚清基層社會治理機制的歷史變動
內容摘要：道光咸豐之際，中國社會中逐步出現了一個以紳董為主體的地方社會治理權屬體系。這一具有歷史趨向性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例不用紳”的慣制，建構了紳董自主、官為督察的地方社會治理模式，導致傳統(tǒng)的“官役制”逐步被弱化。這一“隱性制度”在各地規(guī)制上盡管各有不同，但 “地方事盡歸紳董”的歷史走向卻大體一致。更為重要的是，紳董治理地方社會的權屬范圍十分廣泛，完全溢出了“官役體制”所屬內容。隨著清末新政實施，紳董對于地方治理權屬超越了“舊政”規(guī)范，并在地方自治制度的構建中，開啟了地方治理體制的近代轉型。
關鍵詞：紳董；晚清；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近代轉型
作者：王先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天津；300350）。